社会主义简介③：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实践

  经历了持续八年之久的武装斗争，1962年阿尔及利亚人民从法兰西大缺大德的殖民统治下独立，赢得了民族解放并开始探索发展道路。但是，法国人走之后，留给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却是一个烂摊子，一系列的危机摆在新生的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的面前。

  当时，由于殖民者长久地掠夺，阿尔及利亚乡村十分贫困，大量走投无路的乡村居民被迫涌入城市，逐渐无产阶级化，城市人口的膨胀带来了全国性的就业问题。随着独立后大批法国专家和工厂主的撤离以及机器设备的损毁，阿尔及利亚工业发展面临巨大难题，经济表现低迷。而许多不甘心失败的法国殖民者组建地下武装，进行破坏和，130多年来，法国人所标榜的所谓“文明使命”到头来只可以通过罪恶的去继续执行，必须得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在这些的影响下，更多的欧洲人撤离，而受独立热情影响的部分阿尔及利亚人则开始抢占欧洲人的财产。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实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前，本·贝拉谈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就说过：“我们为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所准备的社会主义，在任何一个时间里都不能违背教，因为教是社会主义的宗教。” 在民族解放阵线党一大的开幕词中他又指出，将遵照阿拉伯-教的传统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到了布迈丁时期，又更强调和阿拉伯原则。为便于争取和组织群众，阿尔及利亚试图将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同群众的传统信仰结合在一起，规定教是国教，因此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可以视作一种“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阿尔及利亚在首任总统本·贝拉时期，推进大规模的工人自管运动，视其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因此，很多时候便将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实践称之为“自管社会主义”。

  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于独立初期为了应对经济和社会混乱的局面，而非纲领性的解决方案。当殖民者撤离，留下大量无主产业之后，为了生产自救，许多阿尔及利亚人自发的组织起来填补真空，一些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商和前游击队指挥官也为了一己之私低价抢占这些产业。在这样的情况下，阿尔及利亚工会成了唯一有组织接管无主产业的力量，其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行动，使得工厂和农场能够迅速开工以实现生产自救，同时借此机会增强工会在阿尔及利亚未来政坛的影响力。在阿尔及利亚工会的努力下，工人接管了不少殖民者遗留的产业并组建委员会来管理和经营，自管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正式产生，并迅速成为阿尔及利亚反抗殖民统治、赢得政治解放的一种革命象征。

  1963年3月，阿尔及利亚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逐步将自管运动制度化，这些法令被统称为“三月法令”，自管运动也慢慢的变成为阿尔及利亚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应当说，自管运动逐渐制度化是当时阿尔及利亚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当时工会已经无力完全接管数量庞大的无主产业，而在争取自治的斗争中，工会也落在下风，成为了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党的分支机构。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管运动也逐渐由官方主导。

  第一，是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19世纪，法国政府派遣科学委员会成员前往阿尔及利亚考察，其中就包括不少圣西门主义者，这些圣西门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推行了集体主义的治理原则，推动阿尔及利亚的工业化发展，促进了阿尔及利亚现代教育的发展。这些都对于之后的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是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1919年之后形成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思想有三个主要的思潮，一是主张实现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获得同等权利的自由同化主义，二是主张以教为文化纽带的改革主义，三是主张通过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实行阿尔及利亚彻底独立的梅萨里主义。但是伴随着法国殖民者的和以上三种思潮和运动内部问题的暴露，这三种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很快分崩离析，直到1954年，民族主义者在奥雷斯山区打响民族解放的第一枪，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力量重新整合形成民族解放阵线，领导阿尔及利亚的民族民主革命。苏联、中国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了无私的援助，这在某一些程度上影响到阿尔及利亚革命后发展道路的选择。

  1962年的《的黎波里纲领》提出，阿尔及利亚的人民民主革命就是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在人民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进行自觉的国家建设。民族独立激发了阿尔及利亚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主人翁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以及由此带来的责任感，也使得阿尔及利亚人面对殖民者撤离之后选择了通过自管来渡过国家重建的困难时期。

  当然，必须要指出，阿尔及利亚并没有承担起领导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它脱胎于法国北非支部，1936年才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但过于迷信工会斗争，教条地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受法国的影响较深，在政治上不够成熟。因此，在1954年起义爆发前，阿尔及利亚始终孤立于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之外，未能掌握阿尔及利亚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1955年之后，阿尔及利亚虽然支持武装斗争，许多党员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是因为合作方式的分歧遭到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压制，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中日益边缘化。

  第三，是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经验。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包括本·贝拉在内的许多阿尔及利亚革命领导人曾到访过南斯拉夫，当时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有关于工人自治的实践给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认为南斯拉夫的实践具有管理上的民主性，这符合阿尔及利亚人反对剥削、追求平等的心理需求。

  第四，是托派第四国际理论家的影响。托派曾参与阿尔及亚革命，并与第四国际保持着联系。如第四国际领导人米歇尔·拉普迪斯曾经担任过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政府的顾问，接受本·贝拉的任命，负责研究自管制度的调查委员会。这些托派分子认为阿尔及利亚的自管实践为他们提供了一块实现分权和工人民主的试验田，认为这可以将国家权力直接交给工人而不是置于国家机器的控制下。

  除此之外，包括阿尔及利亚部落政治传统、纳赛尔的思想、弗朗兹·法农的思想在内的历史传统及思想理论，都对阿尔及利亚“自管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产生和发展具备极其重大影响。

  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萌发于混乱无序之时，诞生于政权内部纷争不绝之际，它承载着阿尔及利亚人的集体梦想开始扬帆起航，其主要经历了本·贝拉和布迈丁两个时期。

  在本·贝拉时期，新生的阿尔及利亚逐渐确立了国家的基本制度，最重要的包含以下两点。第一，通过制定法律规章引导工人自管运动，有序地推进国有化，将殖民者遗弃的产业变成阿国劳动者的产业。第二，在宪法中确立教的国教地位，并且规定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元首必须是。同时，逐渐建立了民族解放阵线党执政的一党体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形成了较为严密的党的组织机构。本·贝拉认为民族解放阵线党应当是人民群众的先锋队组织，要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后世有学者觉得，本·贝拉已经在试图将民族解放阵线党改组成一个准列宁式的先锋队政党。

  本·贝拉时期的自管运动，是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创新，其主张建立劳动者自我管理的企业制度，形成了由其形成了全体劳动者大会、工人理事会、管理委员会三级的管理体系，全体劳动者大会是企业最高权力机构，选举形成工人理事会，而工人理事会则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国家任命的公司经理同时也是管理委员会成员。

  1965年，时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长布迈丁发动政变，将本·贝拉赶下台，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实践进入布迈丁时期。布迈丁时期，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实践更强调民族性和教色彩，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工业革命与文化革命三大运动，赋予“社会主义”新的含义并加以实践。

  经济方面，布迈丁时期的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实践最重要的包含进行“农业革命”和推进国家工业化两个方面。1971年，布迈丁政府发动了阿尔及利亚的农业革命，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土地所有权、生产组织形式和居住条件进行系统化改革，以加速农业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变革土地所有权是农业革命的第一步，通过对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数量进行普查，阿尔及利亚重新分配所有国有和公共土地，消灭大地主阶级，保障中小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并以土地国有化为核心进行改革。同时，阿尔及利亚全力发展农业合作社，建立一种新的农业组织管理形式。

  阿尔及利亚在农业发展方面还提出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村庄”的方式重建阿尔及利亚村经济，为农业生产打下坚实基础，使社会主义村庄成为农村社会活动的中心。

  在进行“农业革命”的同时，阿尔及利亚也开始全力发展工业化，将民族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经管方法、工业产业化发展的策略相结合，制定了“三年计划”和两个“四年计划”，通过大规模投资与国有化，加大对于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与加工，逐渐建立民族工业的基础，并采取了重技术、高积累、低消费的策略。在此过程中，阿尔及利亚试图以发展工业化带动全国经济的大发展和国家产业体系的转型。通过国有企业带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阿尔及利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推进国有化的同时，布迈丁时期的阿尔及利亚也允许私有制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小私人企业快速地发展，使得布迈丁政权成功赢得了小资产阶级的支持。

  政治方面，布迈丁通过政变上台之后，以“恢复集体领导”为名，建立“革命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由参加政变的军官和文职官员组成，而后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展的过程中，这一机构在组成上逐渐转变为以技术专家为主。而民族解放阵线党的作用弱化，在布迈丁时期，甚至连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没有召开。1976年颁布《阿尔及利亚国民》，重新规定了党的性质、思想基础以及党和国家的关系。实际上在这一时期，民族解放阵线党的战斗力被大幅度削弱，在政治生活中沦为从属地位。在政治制度建构方面。布迈丁时期的阿尔及利亚，通过开展地方人民议会选举，重建地方行政体系，并在1976年通过全民讨论和公决的方式，制定《阿尔及利亚国民》，恢复全国人民议会，加强完善了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制度。

  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布迈丁时期的阿尔及利亚更强调阿拉伯-传统，为了论证教与社会主义能够共存，甚至宣称就是社会主义的创立者。在布迈丁时期，阿尔及利亚大力推动阿拉伯化，开展“文化革命”，努力提高全社会文化水平，建立新的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生活方式，试图铲除法国殖民文化的印记，并努力协调教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在布迈丁时期，阿尔及利亚官方大力兴建寺，在公共生活中引入教元素，但是实际上也在加强国家和政府对于宗教的控制。

  布迈丁时期的阿尔及利亚，确实得到了较快发展，留下了较为稳定、健全的政治体系，特别是快速的工业化、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以及石油美元收入的增加，使人们相信阿尔及利亚拥有乐观的发展前途。但是在辉煌背后，也有隐忧。在经济领域，国有化主导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吸纳能力比较差，引发了失业问题；在工业领域比例失衡的投资，导致国民经济结构畸形化。在政治层面，布迈丁时期实际上弱化了民族解放阵线的政党机器，而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于技术专家的倚重促进了技术官僚统治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非常有限，导致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冷漠。在对外关系上，阿尔及利亚推行的工业化没有从根本上脱离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与此相反，由于对资金和技术的需求，阿尔及利亚又形成了对旧有世界体系新的依附关系。

  虽然在布迈丁执政后期，阿尔及利亚慢慢的开始纠正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特别是1976年的《阿尔及利亚国民》能够说是布迈丁为之后国家发展制定的新蓝图，遗憾的是在这些发展措施变成现实之前，布迈丁猝然离世，继任者沙德利在巩固权力之后便推翻了布迈丁时期的政策方针。

  1978年，布迈丁逝世，由本杰迪·沙德利就任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这样一个时间段，阿尔及利亚国内已经酝酿着巨大的危机，国家财政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沙德利开始在经济方面做自由化改革，逐步推翻以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削减国有企业，并鼓励私有化。但事实上，沙德利的自由化政策非但未使经济得到发展，反而起到相反作用。在复杂的行政审批制度下，私营部门未能实现预期的快速地增长，大型国有企业也充满了腐败和裙带关系。虽然鼓励私有化发展的政策受到了国有公司经理和年轻技术官僚的欢迎，但低收入的工人却对此不感兴趣，与此同时，沙德利政府开始削减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支出，加大对中产阶级的征税额度，也加剧了中产阶级对于政府的不满，这些就使得阿尔及利亚国内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加剧。

  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开始兴起的，也在阿尔及利亚得到了十分普遍的地下传播，大量组织秘密建立，沙德利政府为了制衡在大学校园中兴起的左翼运动，也对进行了一定的纵容，这就使得力量日益壮大。以上种种原因，最终引发了1988年的动乱。

  虽然动乱最终被，但是它强烈地触动了执政者。在经济自由化改革未达到预期的情况下，沙德利政府实行了政治上的自由化改革，清洗政府和军方高层，对权力进行重新分配。制定并通过了新宪法，取消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国家属性，宣布实行多党制，引进西方式票选制度，引进西方个人主义观念，取消军队保卫社会主义和参与国家建设的任务。由此，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走到了尽头。但是，宪法做出的调整并未带来事实上的政治竞争机制与活力，只是让沙德利个人在新的体系中逐步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并打破了独立以来形成的党政军三角权力关系，过于西化的新宪法也使得阿尔及利亚国内的势力极度不满，这种形式的改革自然只会引起人们更广泛的不满。

  势力借助政治自由化改革的契机，迅速得以合法化，成立拯救阵线，并趁着原政府危机重重，世俗反对派彼此严重分歧之机，获得选举胜利，距离获取国家权力仅一步之遥，在这种形势下，阿尔及利亚军方发动了政变，沙德利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位，阿尔及利亚内战爆发，事实上形成了军方主导政治的局面。

  在坚持世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军方的直接干预下，在经历了长期的动荡后，至泽鲁阿勒时期，局势趋于平稳。布特弗利卡任总统后，大力推行民族和解政策，阿尔及利亚国内逐渐实现了和平。

  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实践带着阿尔及利亚人对于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的愿望启航，也一度成为广大亚非拉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的象征，并且确实通过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改善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生活。但是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矛盾未能及时解决，也成为了这一实践最终走向了失败的诱因。

  经济方面，阿尔及利亚的工业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并未改变阿尔及利亚经济发展过于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的问题，也就使得阿尔及利亚依旧摆脱不了对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依赖。工业化同时带来了大城市过速发展的问题，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重工业为主的国有企业却无法吸纳如此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就业压力剧增，城市贫民阶层扩大。1986年初，由于国市场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暴跌，阿尔及利亚国内经济发展遭遇严重打击，出现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直接引发了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实践的终局。

  政治方面，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和独立之后工业化建设的影响使得阿尔及利亚在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并未完成对政治体系的改造，军方一直对于政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贝拉时期虽然试图仿照列宁主义先锋队政党的模式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改造民族解放阵线党，但是引发了军方对此的不满和政变最后导致了本·贝拉自己的流亡以及民族解放阵线党被削弱，之后布迈丁时期的工业化建设对于技术官僚的依赖最终形成了阿尔及利亚军人与技术官僚联合治理的精英统治，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实践最终也沦为权力的工具。

  文化及意识形态方面，作为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试图在和社会主义之间努力实现调和，但毋庸置疑这二者并非完全相同，许多者对于带有世俗化色彩的社会主义十分不满，其相较于阿尔及利亚国家主导的组织更加草根化、宗教水平更高，当阿尔及利亚国内矛盾日益加剧时，不满的民众也更加容易被这些群体吸引。

  国内民族问题方面，本·贝拉、布迈丁等人均强调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属性，突出阿拉伯文化地位，对柏柏尔文化地位未予以承认。使得柏柏尔人虽然也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做出了一定的牺牲，但是却在政治上边缘化，柏柏尔人对这种政策强烈不满，最后导致了“柏柏尔之春”。

  虽然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实践最终失败，其自身也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实践确实对独立初期阿尔及利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是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对于本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重要探索，也是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2】慈志刚，阿尔及利亚自管社会主义起源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2）

  【3】慈志刚，农业革命：阿尔及利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3）

  【4】慈志刚，阿拉伯社会主义工业化历程历——以阿尔及利亚独立初期的工业化战略为例，人民论坛，2014（12）

  【5】慈志刚，殖民统治时期阿尔及利亚的历史演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3）

  【6】张楚楚，现代化语境下阿尔及利亚官民主义的政治博弈，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7】马超，“离心”视域下1989沙德利政治自由化改革评析，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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